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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三集《铁规矩硬杠杠》******

　　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鲜明宣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立场。

　　将时针拨回10年前，也是在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加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了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同时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

　　党的二十大对全党发出了“三个务必”的号召，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高度，对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为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牢记“三个务必”，不断增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把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震慑效应。

　　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

　　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20年7月接受审查调查。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董文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他是比较典型的，像他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高档礼品、贵重的物品，从量上面讲都比较突出。作风问题还要从小抓起，从小事从细节上抓起，一顿饭、一个小礼品都可能使你的防线松动、后退，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李金早曾先后任桂林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他的蜕变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生的。当上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后，李金早感到很多事都变得比过去“方便”了，特权思想、特权意识开始抬头。

　　李金早：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中间，真正地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这个权力、给的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应该是比过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这样才对，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去办一个事儿，有的像是看个病，还有出个差，你到哪里有人接待等等，这都是一些方便，很容易冒出来就觉得是不是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顺带地更加方便，等等。

　　权力带来的“方便”让李金早深感享受，逐渐地在各方面都想找“方便”，甚至开始主动用权力换“方便”。

　　董文彬：他妻子当时在当地的税务部门上班，上下班不方便跟他说，他就想办法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面包车给妻子开着，但是有一次别的人跟他开玩笑，你一个市领导爱人就开一个面包车，他一听这个话他也觉得没有面子，又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小轿车给妻子开着。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到后来他就必然要发展到收受巨额的钱款。

　　在桂林期间，对于商人老板宴请和他们逢年过节送上的礼品、礼金，李金早内心认为这是“小事小节”。在和商人老板的交往中，听到的是一片吹捧之声，这也让他感到陶醉，越来越热衷于出入酒局饭局。

　　工作地点转到南宁后，李金早继续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不断提升，他对物质的欲望也进一步增长，陆续收受了大量黄金制品、手表、红木家具、砚台等贵重礼品，并开始收受大额钱款。

　　董文彬：随着他个人逐步地腐化堕落，责任感也降低了，被腐蚀了，更多地考虑怎么去享受生活，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

　　李金早一方面物欲在膨胀，一方面则将纪法意识抛诸脑后。到自治区工作后，他在南宁分配了相应的政策性住房，按照规定，就应当退还在桂林原有的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一直违规占用不肯退还。到2011年，他调任商务部副部长，在北京又重新分配了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仍然继续违规占用南宁和桂林的两套房产。这自然引发了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中央纪委接到了相关问题反映，立即函询了李金早，要求他作出说明并依规腾退。然而李金早却仍然舍不得退房，反而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采用退钥匙不退房、交房本不交房的手段来掩人耳目，名退实不退。

　　李金早：还是想是不是过了这阵风以后，是不是自己还可以用，还是自己的私心在作怪。

　　回过头看，如果在当年组织函询时，李金早能重视自身错误，反思纠正，或许就不会在违纪违法的邪路上越走越远。然而，他却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李金早：本来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就像是一个医生提醒病人一样，你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该注意，眼睛开始发红了，或者是鼻子开始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病人觉得这没什么，使得这个病菌逐渐在积聚，最后到质变了，等你发生大的时候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这是忠告，也是我血的教训。

　　李金早非法收受财物的90%，发生在这次组织函询之后。在商务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越来越多商人老板，看多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欲望进一步升级，犯下的错误也由此迅速升级。

　　董文彬：他在南宁的时候住的房子是别墅，那么他到北京以后，他就想着自己在北京也弄一套别墅，但自己又没有钱，又买不起，怎么办？跟相应的老板去要。

　　2014年，李金早调任原国家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机构改革之后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感到这是仕途最后一站了，开始利用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敛财，并为儿子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人脉等各种帮助。

　　董文彬：孩子自己在外面经商办企业，自己又没有钱怎么办？就靠老子。父亲就利用自己的面子，利用自己所谓的人脉资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他四处化缘。然后老板给钱，打到儿子的公司，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投资，“衙内腐败”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李金早：这个确实反思起来，我也是心里很痛苦的，既是耽误了儿子也是害了儿子，带坏了家风，也害了家属。

　　2018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中，有一名涉案商人交代曾多次宴请李金早，并送给他金条等贵重物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即对李金早进行了走读式谈话。

　　董文彬：第一天他也承认了，交代了，也表示要把东西退出来，他回家以后经过考虑，反悔了，并且当天回家以后，他就和妻子一起，把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打包转移。第二次来谈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否认了，他否认有这么个事儿，否认收金条。

　　李金早不甘心受到处分，也揣测自己更严重的问题并没有暴露，认为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于是，第二次谈话他就改口不认，还表示如果组织认定他收了，他只能去买金条来退缴。他甚至还自己导演了一出戏，安排妻子专门到一家商场去买金条，并让朋友陪同，以便有人“见证”。大费周章的目的，是想伪造“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虚假说辞。

　　李金早：实际上人家给了，自己确实是收了的，当时我回想起来，如果说我真正地，认真地对这个党纪国法有敬畏，应该要举一反三了，我不仅没有举一反三，而且就指出来的问题都没有彻底地去纠正它。

　　那段时间，李金早出于恐惧，和商人老板的交往暂时收敛了，然而过了一阵，他看到组织没有再找他谈话，认为已经“过关”，又开始故态复萌，频繁出入高消费的豪华酒店或私人会所，和商人老板吃吃喝喝。尤其恶劣的是，2020年全国“两会”刚一闭幕，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刚下会场，就上酒桌，堪称肆无忌惮。

　　董文彬：参加的饭局，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私人会所，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期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商人老板的宴请。

　　李金早严重误判了组织的态度和决心。他的问题线索并没有就此了结，他前后矛盾的表现反而引发了更多疑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持续关注，陆续发现了更多问题，掌握了切实的证据，最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李金早：自己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教训深刻，没有按照八项规定（精神）来办，这个的确是很不应该，是很不应该的。

　　每一次警示提醒，对李金早其实都是一次悬崖勒马、减轻罪错的机会，但他却全都错失了。当问题发展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再后悔已经太迟。2022年4月，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李金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新形势下，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老问题、新情况，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常抓不懈，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不放、久久为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促进党员干部更好担当作为。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践行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一步一步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变成现实。

　　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大政方针，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问题，紧盯敷衍了事不作为、任性决策乱作为问题，紧盯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事业观走偏问题，紧盯加重基层负担、搞层层加码问题等，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靶向纠治、一抓到底，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作风保障。

　　江西省吉水县的这座中国进士文化园，在当地群众眼中就是一个劳民伤财的项目，这座占地460亩的园林规模庞大、建设考究，但参观者却寥寥无几，巨额投资的结果是常年亏损。江西省委巡视组两次到吉水巡视时，都收到老百姓的相关反映，同时也收到了决策修建这一项目的县委书记袁守旺其它方面的问题反映，并移交省纪委监委进行了深入调查。

　　袁守旺（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好大喜功，追求高大上，也是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

　　袁守旺，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2021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16年，他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后，提出了修建中国进士文化园的计划，还要求要达到“中国之最、世界一流”，“百年不淘汰，十年不落后”，当时许多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

　　李长生（时任江西省吉水县县委常委）：班子成员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或者是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项目投资比较大，当时县里面在民生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班额”的问题，菜市场的问题，吃水难的问题，停车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这里的民生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班额”就是当时吉水百姓最迫切盼望解决的一大难题。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标准班额是小学45人、初中50人，如果一个班超过56人就叫做“大班额”，超过66人则是“超大班额”，而当时吉水县校舍和教师资源不足，部分学校“超大班额”现象严重，全县“大班额”的班级超过460个，学生、家长、教师都深受困扰。

　　罗梅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教师）：之前说实话是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七八十人一个班，最高的班是达到九十人一个班，学生课桌已经坐都不好坐。家长意见也比较大，因为坐在后面的看又看不太清，听也听不太到。

　　刘小冬（学生家长）：怨气很重，我们在校门口接小孩，我们家长在一起也会议论，学校一个班这么多人，我们孩子怎么学习？

　　当时除了“大班额”问题，还有偏远乡镇饮水难、乡村卫生院改造、城区菜市场不足等问题，都是群众急难愁盼的焦点。而吉水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7年才完成所有贫困村脱贫摘帽，当年财政收入仅10个亿，除掉硬性财政支出后，实际可用的寥寥无几。但袁守旺却不顾这些实际情况，也无视其他干部的意见，执意要高规格高标准打造进士园项目。

　　袁守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投资我们哪怕勒紧裤带，一定要把它投资建设好，如果是在我手上做成了，甚至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场所，就是留名于后代。留名留声的这种作怪的心态，名利思想。

　　在袁守旺“一言堂”之下，进士园项目于2017年10月动工。对于百姓来说，看着那边大兴土木搞进士园，里面博物馆、藏书楼、文庙、号舍、状元阁、状元街、状元府第、武状元考场一应俱全，这边却是自家孩子读书需要的教学基本条件迟迟得不到改善，自然非常反感。

　　周明芳（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校长）：建那个进士园等等，这个不是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读书、就医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老百姓议论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解决我小孩上学的问题。

　　而进士园项目由于不经充分论证就盲目上马，也不断带来种种尴尬。起初，园里规划有一座以“文曲星”为主题的巨型雕塑，做好后才发现，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对雕塑尺寸有明确的上限规定，纯铜打造的“文曲星”因超标只能躺在仓库里无法使用，最终被熔掉回收，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浪费，已经建好的巨大雕像底座至今空置在园区里。

　　罗来德（江西省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建成的部分是这个雕塑的底座，光这个底座整个范围，打造已经花了2700多万。上面的雕塑部分呢，它也2700多万，已经熔化掉了。挺尴尬的，有的时候游客进来了就会问，这是什么东西。

　　进士园项目最初计划投资3个多亿，然而兴建过程中又不断超出预算，最终总投资高达6.8个亿。2020年9月开园后，由于要买门票，本地百姓很多都一次没进去过。而来吉水的外地游客又不多，门票收入远远低于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常年亏损，广受诟病。

　　余剑刚（江西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这种扭曲错误的政绩观、发展观出现之后，对老百姓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民生方面的支出就被挤占、挪用，影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和切身利益。2020年吉水县政府确立了十件民生实事，但在巡视回头看过程中，发现有六件没有完成。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背后是能否坚守理想信念、能否坚持人民立场的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民还是为己的问题。如果理想信念基础不牢，宗旨意识不坚定，就容易把握不住权力的双刃剑。

　　袁守旺：和群众的观念也越来越远了，和群众的深入调查、深入基层也更少了，在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了解得不多。

　　吉水县委办公楼里的这道铁门，可以说是袁守旺脱离群众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他担任县委书记后，表示需要避免“闲杂人等”打扰，要求在自己办公室和楼道之间加装了这道铁门，门外设了值班岗，要见他必须先通报。被这道铁门隔开的东西，其实有很多。

　　余剑刚：有些老百姓想反映一些情况，想见书记，包括一些干部想见袁守旺都很难，都要通过这种接待人员通报，批准之后才能见到他，一步步就离这个群众，干部群众越来越远。

　　袁守旺给自己起的微信名字叫“老表开心”，“老表”是江西方言对老乡的亲切称呼，他起这个名字，也是想要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然而实际上，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和“老表”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袁守旺：愧对“老表”，我犯的错现在不但是没有给“老表”带来开心，而且给我们“老表”的利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江西省纪委监委从袁守旺的作风问题查起，随后发现他还存在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办事，非法收受4000多万元财物的行为。2021年9月，袁守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5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守旺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江西省把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下大力气整治发展理念偏差、政绩观扭曲、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对于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严肃查处、公开通报，督促全省各地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因政绩观偏差、作风不实带来的发展隐患。

　　吉水县新一届领导班子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建议，对全县项目进行梳理，为避免产生新的浪费，对已建成的进士文化园等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引入文化公司进行运作，推动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对于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十多个项目坚决拿下，节约财政资金11.1亿元，新建改建医院、菜市场、停车场，解决了一批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老百姓曾经反映强烈的“大班额”问题，通过新建多所学校也已得到妥善解决。

　　罗梅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教师）：化解“大班额”之后我们老师感觉上课轻松多了，课堂效率整体是一个大的提升，就是我们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如果是人多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么多孩子，我们肯定就很难找到每一个人他们不懂的地方。

　　罗秀英（学生家长）：就是说孩子关注度高了，心情好了以后，就是觉得孩子的成绩都会提高一些。因为孩子高兴了，我们做父母的也高兴。

　　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又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断铲除不正之风这个滋生腐败的温床，不断提升正风肃纪反腐的综合治理效果。

　　苏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副主任）：不正之风和腐败实际上是同根同源，它们是互为表里的。那我们从很多腐败案件也可以看到，很多案子都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正之风是会滋长腐败、而腐败又会助长催生不正之风，所以我们要健全风腐同查的工作机制，对风腐一体问题要深挖彻查，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纪检监察机关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精准把握当前作风问题与腐败交织的现实特点，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深挖细查腐败案件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清除隐藏在各种酒局饭局、各种人情往来背后的利益勾兑、团团伙伙，斩断“四风”问题与“七个有之”交织勾连的利益链条，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深化，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净化。

　　张敬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后悔的就是我法纪观念的淡薄，不应该出这种错误。完全是自己的原因，思想认识各方面都没有做到位。

　　张敬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曾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镇江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21年12月接受审查调查。他的问题，始自贪图小便宜、始自同学圈朋友圈，呈现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特征。

　　黄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对张敬华来说，作风问题是早有苗头，他在外面吃吃喝喝，后来发展到对一些红包、购物卡、伴手礼来者不拒了。

　　党的十八大后，张敬华先后担任过镇江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身为一地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他也多次在大小会议上传达中央精神、提出相关要求，但却没有真正把这些要求记在心里，落实到自己身上。

　　张敬华：中央对廉政建设要求非常高，不是不知道，知道，但是心里面就是没有紧起来。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违规组织、参加同学会、校友会等活动，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张敬华却不以为然。2014年，他和一些大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开始定期聚会。在这种“同学会”上，职务最高的张敬华自然成为了众人的中心，甚至还有远在北京、江西等地的同学专门跑到江苏来参加聚会，一些人表面上是看重“同窗情谊”，实际看重的是张敬华的职权。张敬华后来涉嫌受贿的金额当中，很大一部分和大学同学相关。当商人老板以“同学”身份提出请托，当权钱交易披上一层“同学情”的外衣，张敬华接受起来似乎就更加坦然。

　　黄涛：他也比较享受这种老同学排队敬酒，互相吹捧的这种感觉，商人老板就借机提出一些请托的事项，表面上是同学聚会，实际上是权钱交易的一个交易所。

　　领导干部的家风也是作风的重要表现，如果治家不严、家风不正，极易诱发腐败问题，这一点在张敬华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典型。他的妻子和岳父向他提出，希望他帮助亲戚承揽工程项目，张敬华立马答应了，帮他们打招呼先后在徐州、镇江拿到了几个工程。

　　起初张敬华只是想给妻子家帮忙，然而，后来问题性质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两个亲戚挣到钱后，把一部分利益给了张敬华的妻子表示感谢，张敬华对此也完全知情。他并没有警惕拒绝，反而从中尝到了甜头。此后，他利用职务便利帮这两个亲戚参与了南京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从中也自然获得巨大利益。到这时候，这两个亲戚实质上已经成了张敬华的利益共同体和利益代言人。

　　黄涛：家风不正，在他的贪腐过程中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敬华当官家里人挣钱，属于政商一体，名利双收，当时是风光无限。结果到头来，锒铛入狱，人财两空，成为了一个既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带好家庭的这样一个典型。

　　不论是同学圈朋友圈的问题，还是家风问题，主要责任还是在领导干部自身。回头反思，张敬华也承认，关键还是由于自己内心一直存有贪欲。

　　张敬华：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把这个钱财看得太重了，自己既想当官又想拿钱，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存在了很多。

　　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样的心态，在张敬华处理家庭房产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鲜明。他到南京任职后，短短几年里频繁买房卖房、倒房换房，先后涉及四处房产，每一套都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手段获利颇丰。他先是动用职务影响力，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玄武公馆买下了一套房产；不久后，他又看中了斯亚花园的一处面积更大、位置更好的房产，授意相关部门找开发商“沟通”，提出希望对方低价出让，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提出希望直接用玄武公馆的房子来“置换”。开发商顾忌张敬华的职务身份，同意了这桩显然不公平的“置换”。张敬华实际相当于少付购房款近三百万，拿下了斯亚花园的房产。

　　黄涛：首先人家不愿意卖，是一个强买的过程，买了以后又要低价，低价了以后还不够，还要置换，钱他都不愿意掏，我拿现有房子跟你换。反映出他的贪小便宜的思想，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利益，公然动用自己的权力，还把多个部门都裹挟到其中，思想根源上就是私心作祟，贪占便宜。

　　山河水则是南京一处温泉别墅区，张敬华认为颇具升值空间，于是买来投资。他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优惠”；另一方面，买房资金则是找关系密切的老板来出。房屋升值后，张敬华再以高价卖出，一买一卖又获利数百万元，继而再将卖房所得投入海珀星晖花园购买了两套房产，进行新一轮投资。张敬华一直以学经济的专业干部自居，遗憾的是，他却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而是沉迷于算计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黄涛：不正之风和贪腐，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别人给他的大额的钱款，他要么不急于兑现，要么就是把钱变成房子、股票藏在别人名下，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慢慢地变化。

　　经查，张敬华累计收受财物数千万元。2022年5月，张敬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张敬华：从一个农村少年走到省级领导岗位，没有组织培养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是一句话，是自己的错，是我自己的错误，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家人。

　　俗语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许多干部就是这样从“四风”问题开始，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最后铸成大错。因此，对“四风”问题、轻微腐败现象必须坚持露头就打、抓早抓小，防止由风变腐、小腐变大腐。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推进自我革命必须紧紧扭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发扬钉钉子精神改进作风，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从严治党新成效赢得群众信赖和支持，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

　　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的，看到人民生活好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有钱花了，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们医疗有保障了，我们就高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勇于自我革命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新的征程上，全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